春秋之时，诸侯并起，争霸天下，战起枭雄，先是列国百余，后有春秋五霸，在这一众大佬之中，秦国无疑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
然而就是这个马夫所建、在周平王东迁后才跻身诸侯国俱乐部的小国，却在年后一统天下。就让我们把秦国六世明君和六国君主进行对比，看看秦国是如何做到由弱到强并最终六王毕、四海一的吧！
六世明君，多的是坚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这是《过秦论》里对秦始皇的评价，其中“六世之余烈”有五个来自六世明君。
说到秦国的明君，很多人一开始想到的就是有“秦晋之好”的秦穆公，然而遗憾的是，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却不在六世明君的行列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六世，辈分就必须得连着。
秦穆公固然是明君，但是在他之后一连几代君王都在混吃等死的边缘疯狂试探，直到六世明君的第一任君主秦孝公。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图强，即便是到了第二任秦惠文王，也是“商鞅虽死，秦法犹存”。
秦惠文王在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基础上稳扎稳打，连横稳住山东各国，远交近攻，先拿靠得近的魏国开刀，夺取河西作为大后方；接着秦武王再接再厉，继续东进、秦昭襄王化解合纵，长平破赵。
到了秦孝文王，秦国总算消停了点，但是仅仅消停了三天，秦孝文王就驾鹤归西了（秦孝文王是秦国在位时间最短的君主，只在位三天），放了三天长假的秦国回来后，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再接再厉，秦庄襄王灭周，继续东扩进一步扩大优势，最终在六世明君全部离世后，交给秦始皇的已经是一个占尽天时地利的大秦。
从这里不难看出，六世明君对统一大业有着不忘初心的坚守，泱泱华夏的统一大业，绝非一朝一夕、一人一事就可以轻取，六代君主为了统一天下，政策上承上启下，工作上毫不懈怠，正是他们对统一大业的代代传承和坚守，让秦国达到了其他各国所不能媲美的高度。
反观其他六国，并不是没有明君的出现，而是他们的治世不能像秦国六世明君那样代代延续，山东六国在争霸的过程中常常是明君与昏君交替出现。
负责任地说，六国其实一开始也都是有一手好牌，一位明君的，诸如魏国有魏文侯，推行李悝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富强；齐国有齐威王“战胜于朝廷”；楚国也有宣王、威王时期的全盛，赵国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韩国有韩昭侯的术治变法；就连弱小的燕国在燕昭王时期也是欣欣向荣。
然而遗憾的是，山东六国在一代明君出现使得国家开始走上坡路后，总会出现昏君把国家拖入泥潭，以至于前代明君一辈子的努力功亏一篑，就这样，相较于秦国一连六任老司机的一路飙车，山东六国可谓是踩完油门开倒车，工夫没少花，国家却没前进几步。就这样，慢慢地先天发育不良的秦国在持之以恒的发展下最终超越六国。
低开高走，六代明君从没忘记自己祖先是马夫在秦国成为诸侯国之前，就是一个为周王室放马的边陲小国，这行当年孙猴子也干过。
这就使得“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不仅仅是秦孝公推动商鞅变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六世明君励精图治的精神纽带。
相较于秦国的出身，六国则高贵得多，韩赵魏继承的是晋国的遗产（学名：三家分晋），子爵熊绎建立了楚国，燕国的奠基者则是周王室王族召公，齐国则是侯爵太公望（功臣吕尚），这样一来，出身马厩的秦国始祖自然就被六国所不齿。
事实证明，在六代明君之前，除了秦穆公外，剩下的秦国君主面对六国时多少都矮人一等。既然拼爹拼不过，那就拼自己，这就是秦孝公的觉悟。
秦孝公有了这个觉悟，他的那几个后代也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公元前年，秦惠文王破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县西南），夺取河西之地，就是继承秦孝公的遗志；接着秦昭襄王“大破赵于长平”，再接着秦庄襄王灭周，战国七雄的格局彻底形成，最后统一大业由秦始皇完美收官。
六世明君在他们任期里，没一个摸鱼划水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几百年来，诸侯国们基本没正眼看过秦国，为了面子，也为了证明秦人从来不低人一等，除了低开高走，秦君别无他法。
相比之下，六国君主可没有这个精神包袱，毕竟他们的祖上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在诸侯国俱乐部里，经历了两周数百年的淘汰赛，能活到战国的，基本上都算得上是千乘之国，祖上留下的家底厚着呢。
这样一来，就像是很多富二代那样，开始享受起自己前辈给自己留下的创业成果，过上了碌碌无为又衣食不缺的躺平生活。
当然要这么说其实还是片面的，毕竟也不是所有六国的败国君主都是混吃等死型的，比如魏惠王，他作为魏文侯的孙子，还是很想干一番事业的，这点和秦国国君很相似，不过他和秦国国君最大的区别在于，秦国国君把自己当成马夫，做事唯唯诺诺小心翼翼，而魏惠王坐在李悝变法和吴起改革的高楼大厦上不可一世。
对比魏惠王和秦国六世明君，我们不难发现，秦国的每次东扩都是步步为营，六个君主分工明确，而魏惠王则是重拳出击，直接压上国运，以至于最后遇上了孙膑，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两度败北，导致“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彻底地把自己爷爷魏文侯和老爹魏武侯打下的家当败的干干净净。
地处边陲，被逼出来的尚武精神影响着六世明君秦国的地理位置比六国特殊得多，自秦国立国之初，就地处戎狄的包围圈之中，常年征战，使得秦国人有着好勇斗狠的风格，这一点我们从《诗经·秦风》里就可见一般，诸如脍炙人口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就是秦军战斗风格的一个缩影。
这种尚武精神不仅仅影响秦国的军民，也深深影响着秦国的国君，这也就是为什么商鞅在会见秦孝公时，在面对儒家的王道和法家的霸道的抉择时，秦孝公很坚定的选择了后者的原因，什么“先礼后兵”“春秋无义战”，这样的儒家思想在尚武的秦国根本没有市场，只有“奖励耕战”，才能使得秦国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对此商鞅也毫不掩饰地说，要“民之见战，如饿狼之见肉”，最大程度地把尚武的精神转化为战争的积极性。
尚武精神对秦国国君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军队的重视和对战争的积极态度，另一个则是培养了杀伐果断的远见卓识，这样一来，秦国的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秦国国君的对外政策也就不言自明了：兼并战争势在必行，兼并是秦国唯一的出路，也是必然的选择。
相比于六世明君尚武的精神，六国君主和他们的士兵就怂得多。据《韩非子》记载，六国军队战前“皆以言死”，但是一开打“而却走不能死也”，之所以这样，除了六国缺乏尚武精神外，也是因为“上不能顾也”，换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有类似思想的不仅仅是韩非子，苏洵在《六国论》里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面对自己的国土，六国国君“不甚惜”，割让大把的土地仅仅是为了“一夕之安寝”，然后第二天伸伸懒腰从床上爬起来，“而秦兵又至矣”。
六国君主的这个态度，和秦国可谓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是积极备战，一个是消极避战，一个是“侵之愈急”，另一个却“奉之弥繁”，六国的这一举动刚刚好在不知不觉中为秦国的统一兼并做出了糊里糊涂的贡献。
因为尚武精神的缺失，六国君主逐渐地纸醉金迷起来，一方面在军事上自废武功，另一方面在战略上鼠目寸光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尚武精神的有无让秦国与六国的国力对比愈发此消彼长，可以说，尚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六世明君的一番事业。
知人善任：六世明君的一大特点卓越的君王身边必然有着优秀的臣子，满足这一点的，不仅仅是六世明君，也包括了六国的部分君主，当然仅仅是部分而已。
秦国的知人善任，不仅仅是任人唯贤，也包括了上下同欲。虽然说六世明君也杀过能臣（比如武安君白起），但是至少这也是因为赵国的反间计，而且这也是个例，六世明君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很能用贤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的秦始皇同志时期，终其一生没有迫害过一个忠臣，这也真的是难得可贵。
然而反观六国君主，就暴露出了两个问题，六国不是贤才少，而是喜欢内讧加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所谓的内讧既包括六国合纵的不齐心，也包括了窝里斗，合纵的不齐心很好理解，战国时期六国的兵连祸结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了，这里我就不多述了；至于窝里斗嘛，举个名人的例子，《邹忌讽齐王纳谏》的主人公和《田忌赛马》的当事人，就十分的不合。
除此之外，六国的贤才多是一次性用品，比如赵国的李牧，廉颇，同是战国四名将（另外两个是秦国的白起和王翦），一个到赵括在长平凉透了才出山挑大梁，最后抗秦事业也是中道崩殂；另一个廉颇，明明尚能饭，却给奸人污蔑成饭桶。
说完武的说文的，战国四公子里，除了平原君赵胜的结局是病死，剩下的那是一个比一个惨，孟尝君田文子孙抢着上位内讧，最后断了香火，信陵君魏无忌因为不得志借酒浇愁，死于酒色，春申君黄歇则是被满门灭口，这种结局，也难怪那么多像商鞅一样的贤才归附秦国。
总的来说，低开高走的秦国六世明君之所以可以完成六国君主所不能完成的事，造就秦国的繁荣昌盛以至于一统天下，不仅仅是凭借兵戈之利，也有着尚武精神熏陶下的远见卓识，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持之以恒，六代明君一以贯之的推动统一大业，这更是难得可贵。
参考文献
《史记·秦本纪》
《史记·魏世家》
《六国论》
《过秦论》
《韩非子》
《商君书·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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