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一架汪伪飞机秘密飞往延安

时间进入年，此时国内的抗日战争已进入到大反攻的阶段，明眼人都能看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因此，在汪伪政权内任职的军政人员人心惶惶，都在寻找出路。时任南京伪航空署少校飞行教官的周致和与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也在寻找出路。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投奔国民党；二是投奔共产党。

周致和毕业于国民党空军航校第10期，曾在国民党空军5大队服役，年因故迫降在已沦陷的宜昌时，被日军抓获。因为他与时任汪伪湖北省主席的叶蓬是同乡，所以被安排到了汪伪航校担任飞行教官。黄哲夫也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待过。因此，对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他们二人是心知肚明，要是投奔国民党，无疑是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思前想后，他们决定投奔共产党。

但是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对于反正人员是什么政策，而且也担心在驾机飞往延安的过程中被八路军、新四军误击下来。因此，他们二人决定：由黄哲夫去寻找共产党，周致和则继续待在汪伪空军中伺机行事。

年6月，周致和从老同学秦传家的口中得知，安徽宣城一带有新四军在活动，于是当即决定，去宣城试一试。到宣城后，黄哲夫与秦传家果然找到了新四军的游击队，在说明来意后，先后受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人的接见。

对于他们的反正想法，粟裕表示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在与中央沟通后，粟裕交代他们，回去之后要继续作好反正准备工作，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且把新四军在南京和扬州的地下联络方式告诉了黄哲夫。

回到南京后，黄哲夫与周致和两人商量决定：黄哲夫到扬州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以争取当地中共组织与新四军的帮助；周致和则负责准备飞机。

黄哲夫按照粟裕所说的联系方式，果然在扬州找到了时任中共甘泉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甘泉支队政委的程明。黄哲夫当即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详细汇报了他们的反正打算。听完黄哲夫的汇报，程明表示：“希望你们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到根据地。”

就这样，为了争取更多的反正者，黄哲夫与周致和先后动员了汪伪机场空军少将司令白景丰、汪伪飞行教官吉翔、汪伪中央航校上校教务主任何健生、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赵乃强等人加入反正队伍。

年7月的一天，经过众人认真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将反正地点定为南京或扬州，反正的飞机由周致和负责，反正过程中与中共的联络则由黄哲夫负责。当时，汪伪政府有3架日本赠送的“99式双发运输机”，分别是：“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因为该型号的飞机航程可达多公里，因此它们便成为了周致和争取的目标。

就在周致和为驾驶飞机犯愁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了送汪伪湖北省主席叶蓬回武汉任职的命令，而乘坐的飞机正是汪伪3架专机中的“建国”号。周致和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喜过望，他当即决定在送完叶蓬后，马不停蹄直飞扬州，加满油后就立即反正，飞赴延安。为此，他让黄哲夫与中共取得联系，提前作好准备。

计划虽然制定好了，但飞机飞回扬州后，要再想起飞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为此，周致和找到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汪伪空军副总队长彭鹏，声称自己要去上海做黄金生意，需要暂时用下飞机，并给了彭鹏2两黄金的好处费，表示挣了钱还有他的一份。财迷心窍的彭鹏不疑有假，满口答应。就这样，飞机算是搞到手了！

8月20日清晨，周致和等人陆续抵达机场。上飞机前，周致和想到：延安肯定没有专业的飞机技术人员，飞机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定期维修养护，是飞不起来的。于是周致和对着地勤人员说道：“我们到上海去，一两天就回来。谁去呀？”就这样，机械师沈时槐、黄文星也跟着上了飞机。

飞机从扬州至延安的航程约公里，在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后，“建国”号终于抵达延安。第二天下午，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宴请了周致和一行人，对他们的反正行为，给予了高度赞扬，随后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人先后接见了他们。

因为“建国”号飞机是8月20日飞抵延安的，因此，这架飞机也被称为“号”飞机。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去重庆谈判时，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