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下军令状那天,野根利一夜未眠,满脑子都是“扶贫产业”。
在延安市举行的脱贫攻坚誓师动员大会上,这位来自安塞区化子坪镇的党委书记和延安其他干部一道,在军令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力刚劲,神情庄重。
红色封面的军令状上,野根利总共要完成七项任务,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带领当地群众发展产业。
野根利一直把它放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军令状结尾这句引人注目:“如若完不成任务,我将引咎辞职。”
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镇里一个叫沙湾的村子。早年间,靠着给附近油气公司打工、送水,沙湾人的日子还算不错。但随着油价起伏,村里的光景也几番起落。没有产业,是沙湾村的致命伤。
镇里几经调研,好不容易在沟沟岔岔中找了块背风、向阳的缓坡,准备建蔬菜大棚时,质疑声纷至沓来:“祖坟在那儿,迁坟多不吉利。”“盖大棚钱谁出,投钱进去收不回来咋办?”“大棚种些啥,怎么种,卖给谁?”
急脾气的野根利耐着性子,一次次上门去做工作。村民声大了,他就递根烟,等人家消消气。今天说不通,明天再去。有时候,他干脆铺盖一卷,住到村民家里,往细里说,往心里说。他还租来几辆轿车,把村民带到周边的县区走了一遭,让他们“眼见为实”。
一座,两座,三座……看着大棚拔地而起,沙湾村人的脱贫动力被点燃了,曾经被嫌弃的大棚如今成了宠儿,村民争着要种。
“群众心里没谱,党员不能泄气。这口气鼓了就不能松!”工作笔记上,野根利寥寥数笔,道出心路。
在延安,像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他们在沟沟峁峁间,组织村民盖起大棚、种上苹果、垒起羊圈,硬是把黄土高坡上的恓惶日子变得一天比一天有盼头。
距离沙湾村公里外,延长县七里村镇赵家塬村村支书董文奇有个特殊的习惯——只要出门就会随身携带一把剪刀,专门用来修剪果树。
不管是不是自家的苹果树,只要看见不合适的枝条他都要“动手”:衰弱的枝条要回缩,过密的小枝要疏掉……
“手不闲,剪刀不闲。”妻子刘富明有时也嗔怪丈夫,“一年买剪刀的钱就花个没数。”
但妻子也明白,丈夫对树亲,因为每一棵果树都来之不易。
赵家塬村早先只有两户人家种苹果,因管理不当,加上村远道险,并没有人上门收苹果。因此,看到县里驻村的干部和董文奇把果苗拉到村里,没人稀罕,更没人搭茬要种。
“有人说,种苹果还不如种洋芋。”董文奇回忆说,眼看着苹果苗摆在那里没人理,驻村干部都急哭了。
挨家挨户问过后,村民才道出心里话:“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下山都难,苹果咋往外运,根本不实际。”
没路先修路。董文奇开始带领村里人修路,全村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用40天就修好一段路,村民总算可以安全下山了。
但是要想让收苹果的车开上来,路还得接着修。董文奇开始到镇上、县上去“要项目”。“有次他生病晕倒后,睁开眼第一句就问我,项目批没批下来。”刘富明说。
在县里的大力支持下,3条生产道路没几年就蜿蜒伸展到村里。紧接着,村里水通了、电稳了,村民的发展热情也高涨起来。
再过几年,春天里,遍地的洋芋花就变成了苹果花。如今一算账,村民们一个个满脸笑意。
脱贫攻坚以来,延安一共派出3.74万名干部开展联户包扶,个驻村工作队直插一线,名干部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山峦沟峁间、田间地头里、农家小院中,到处都可见这些基层干部忙碌的身影。
如果你曾在甘泉县道镇五里桥村看见一个脚下步子很快、脸上总挂着笑容、皮肤黝黑的青年,那八成是31岁的驻村第一书记程涛。
提起驻村当第一书记的第一年,这位来自甘泉县会计事务管理局的年轻后生很不好意思:“刚到贫困户家拜访,就被主人下了‘逐客令’,‘你个小后生,能办成啥事哩?’”
群众不欢迎,他就一张笑脸相迎,贫困户不积极,他就带头做示范。短短一年间,村里的养鸡、地膜玉米发展起来了,老旧危房改造了,村里贫困户全部脱贫,曾经软弱涣散的党支部也有了凝聚力。
贫困户逐渐开始把他当贴心人。谁家的母鸡下了蛋,打电话要给程涛拿去尝尝鲜,有的村民行动不便,干脆把银行卡密码告诉程涛,让他帮忙取钱。
见证延安脱贫,程涛感慨万千。
“驻村抓脱贫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党员的意义。”程涛说,“无论我在哪里,只要五里桥村的老乡有需求,我一定想方设法帮大家。”(新华社西安年5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斌、陈晨)
(本文节选自《共产党员在扶贫一线》)
《共产党员在扶贫一线》
ISBN:-7---6
新华出版社年9月
定价:68.00元
原文转自:新华出版社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yf/49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