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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继位之后,一改其祖父文帝、景帝时期无为而治的思想,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统一思想后,开始对外积极扩张,先后大破匈奴,平定闽越、南越、开发大西南,经营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为我们铸就了一个强大的汉王朝。

年轻的汉武帝在即位之初,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外有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连续不断的侵扰,内有各诸侯王的跃跃欲试,甚至是丞相在当时所掌握的权力都远远大于皇权。

比如,汉武帝在登位后,丞相田蚡掌握着大小官吏任免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曾经问田蚡:“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汉武帝一语道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为了神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也是下了一番功夫,这其中,他将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泰一神”,一步步地推崇到了至尊地位,也是煞费苦心。

所谓“泰一神”,在秦朝时,即称为“泰皇”,它是与“天皇”、“地皇”并称的“三皇”之一,这是秦汉时期流行的三个天神,但是,把“泰一神”(亦称太一神)提高到至尊地位,成为汉朝尊奉的众神之首,则是汉武帝的功劳。

大约在汉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年—前年),亳地的方士缪忌首先向汉武帝奏请祭祀“泰一神”,他认为天神中最尊贵的神就是“泰一神”,“五帝”也只不过是“泰一神”的辅佐。缪忌还声称古时候的天子在春秋两季都会祭坛祭祀“泰一神”,并且会用最高的规格连续祭祀七天。

缪忌提出的推崇“泰一神”的方案,打破了秦至汉初天神的观念,突出了“泰一神”的地位,就连当年汉高祖刘邦以补五帝祠为荣的“五帝”,也降级成了“泰一神”的辅佐,这对汉武帝借神权来强化皇权,无疑是一个绝妙的方案。

只是当时汉朝正用兵于匈奴,且谋划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还无暇塑造“泰一神”,但汉武帝还是命人在长安东南郊立了泰一坛,并按照缪忌的方案祭祀。

后来,又有人不断提出祭祀泰一诸神,尤其是汉武帝身边的方士们,他们在许多场合都奉“泰一神”为最尊贵的天神,并以各种形式对其顶礼膜拜。

元鼎四年(公元前年)六月,汾阴(今山西河津市南)出土了一个大鼎,文武官员视为“宝鼎”,认为是一种祥瑞,汉武帝也十分高兴,下令将它迎至甘泉(今陕西延安甘泉县)。

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官员们说:“泰帝(伏羲)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史记·封禅书》)

方士们也认为:“宝鼎出而与神通”,应举行封禅典礼,“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史记·封禅书》)。

这两种不同人群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神化皇权,可谓是殊途同归,都迎合了汉武帝强化皇权的需要。

这时,又有人再次上书说,五帝是“泰一神”的辅佐,应该立“泰一神”,并由汉家天子亲自祭拜。到此时,将“泰一神”推崇为众神之首的政治氛围已经成熟了。

元鼎五年(公元前年),汉武帝正式在甘泉建立泰一坛,祭坛共分为三层,五帝为“泰一神”的辅佐,其坛降格一级,环绕在下面,其中青、赤、白、黑四帝,各自按东、西、南、北排好,只有黄帝置于西南方。祭泰一的主宰身穿紫色绣衣,祭五帝的穿的各如其色。

同年十月,汉武帝举行隆重的郊礼,亲自祭拜“泰一神”,正式钦命“泰一神”为汉朝至尊的天神。至此,“泰一神”作为汉朝至高至尊的“国神”,终于被塑造成功。

汉武帝充分利用宗教神学,为自己实现了神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因为,所谓“泰一”,“泰”者为大之极,“一”者为壹统也,以五帝为辅佐,即辅臣之谓。既然“泰一神”成为至尊的天神,那么作为天帝代表的汉武帝,自然就是“无上”和“至尊”的化身了。

汉朝至尊的天神确立后,汉武帝决定按古礼举行封禅,他效仿秦始皇到泰山封禅,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是汉朝立国以来的盛典。

元封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到泰山行封禅大礼,只是,这封禅的礼仪,儒士与方士提出的方法各不相同,最后,汉武帝决定用祭“泰一神”的礼仪,上封泰山,又用祭后土的礼仪,在泰山下的肃然山行禅礼,之后,汉武帝又在奉高(今山东泰安市)的明堂里,接受官员们的祝礼。

汉武帝泰山封禅之际,也不忘了通神成仙,寻求长生不老之术,而且,他搞的求仙活动,比百年前秦始皇的入海求仙还要热闹许多,如召鬼神、炼丹沙、候神等,各种名堂数不胜数。

当时,为了迎合汉武帝的祀神求仙,“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在碣石山一带又留下不少祀神求仙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在碣石山南麓,迄今仍存有当年汉武帝行宫的遗迹。

汉武帝借助推崇“泰一神”为众神之首,再登顶泰山举行封禅之礼,也顺利地将皇权强化到了最高的地步,自己也成了独一无二的“汉武大帝”。

本文参考自:《秦汉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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