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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在鄜县（今富县）以西、羊泉以北地区休整。当时，陕甘苏区面临的形势仍是严峻的。
1、红一方面军东征前面临的严峻形势
从自然环境看，陕甘苏区只辖延长、延川、保安、安塞、安边、靖边等几个县。这一带是穷乡僻壤，土地贫瘠，几乎没有工业。万余人的红军部队集中在这狭小区域里，给养十分困难；而且这里人口稀少，兵源匮乏，使红军发展受到限制。
从政治环境看，陕甘苏区四面被强敌包围：
南面的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一带驻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东南的宜川、韩城一带驻有十七路军主力；西面被宁夏军阀的十多个师包围着；一部分国民党的中央军正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北面的榆林、三边地区，驻有国民党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高桂滋的八十四师驻在绥德、米脂和清涧一带；侵入陕西的晋绥军五个旅驻在东北部的吴堡、义和镇以及神木、府谷地区；东面，隔黄河与统治山西的阎锡山相对峙。
敌人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
总之，陕甘苏区时刻面临着被围攻或夹击的威胁。红军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巩固和扩大苏区。
2、为何要东征山西？
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除讨论和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外，还讨论了党在新时期的军事战略问题。
在12月23日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作报告，经过讨论，又由他作了会议结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即向哪个方向发展问题，在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有过多种意见：
有的主张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相机向南即渭水以北发展；有的主张立即北上，出宁夏或五原、包头；毛泽东则力主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
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渡河东征，进入山西作战，力求击破阎锡山的主力，在晋西五县以上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新根据地；之后视日本向山西、绥远侵犯的情况和红军的力量，再相机由山西向绥远发展。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做出东征山西的决策，是出于下述考虑：
(1)向东发展是打通抗日出路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根据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形势，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用“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在政治军事的号召和行动上，红军是抗日的主力军”。
由于这时尚未放弃“反蒋”方针，会议决定“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他们“阻止红军抗日，反对扰敌后方，巩固苏区以巩固抗日后方”。
红军渡河东征，为挺进华北直接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打开通路。毛泽东在解释东征决策时说：“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言外之意只有向东发展才名正言顺，才能得到全国的同情和支持。
（2)东征可以把红军的两大任务联系起来。
瓦窑堡会议确定红军当时的任务：一是打通苏联；二是巩固与扩大苏区。
打通苏联，有两条路线可走，即由“绥远抑由新疆”。毛泽东说我们进入山西作战，再相机转到绥远，这样红军巩固扩大苏区和打通苏联是“朝着一个方向”，使两任务“成为一件事”。
(3)东征山西，对巩固陕甘苏区十分有利。
红军在山西获胜后，侵入陕北吴堡、绥德、葭县、清涧等地的阎锡山晋绥军会撤回山西，红军可乘机收复这一带地方，使陕甘苏区得以巩固和发展。
所以毛泽东说：
“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
他也预计到主力红军东征后，陕甘的敌人会进犯陕北苏区，“陕北几个中心城市有被敌人占领可能”。因此，他强调“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他能担当保卫陕北任务”。
彭德怀也认为东渡黄河，创建吕梁山根据地比较理想，但他有两个担心：
一是怕渡不过去，因中央红军长征刚结束没休整，体质弱，包括十五军团才1.5万余人；
二是过河后，在蒋军大力增援下，如何能撤回陕北根据地？
彭德怀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以发展求巩固”的主张似乎有些矛盾，但它又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和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从军事意义上说，它补充、完善了红军东征的战略思想。鉴于多数政治局成员随军东征，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博古、邓发三人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陕甘军民开展巩固和扩大苏区的斗争。
(4)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比较容易突破。
阎锡山的晋绥军人数虽多，但兵力部署分散。红军东征前，“其兵力部署如下：
太原一师，晋北大同一带一师，晋南长治、长子一带一师，汾河下游及大宁、吉县一带一师，晋西永和、石楼、中阳、离石、汾阳、柳林、军渡及沿河守备一师（七十一师杨耀芳），晋西北兴县、临县、碛口、保德一带两独立旅，侵入陕北吴堡、绥德、葭县一带一师(七十二师李生达)，绥远全省两师”。
在红军预定的渡河作战区域，晋绥军只有六个团的兵力，从辛关至三交镇百余里的河防线上只有两个团的兵力防守。
估计红军渡河第二天，在三交镇附近会遇到二、三个团的晋绥军抵抗，在义牒镇附近会同一、二个团的晋绥军作战；渡河三至七天以内，晋绥军至多能集中2个师左右兵力与红军在石楼、中阳、永和一带作战。
这种状况，有利于红军突破黄河防线，并在晋西扩大战果。当时还认为，阎锡山和蒋介石矛盾大，蒋介石不一定支持阎锡山，红军获胜的可能较大。
3、东征的准备和动员工作
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东征行动方针，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黄河渡往之自由”。
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洛甫、张浩、凯丰)；并组成由罗迈、张浩、凯丰、王观澜、刘晓、王达成、朱理治、冯雪峰等11人参加的地方工作委员会，随军事行动的发展做扩军、筹款、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根据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军委于年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规定：“以四十天为准备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并具体提出了“四十天内须做以下工作”：
在军事上，向南“夺取甘泉洛川两城”；“北路军立即出动”，“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一个打击”，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东征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同时还提出要“扩大赤少队，保卫地方”；
在组织上，要努力扩大红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着手组织骑兵旅，由前后各部队各机关抽调人马武器”；
在干部上，“后方准备二百地方干部随军出发，前方准备一百个”，“准备三百个排长，在三个月后使用”，“红校第一期出校，第二期入校”。
根据上述“决议”和“计划”，陕甘军民从各个方面为东征做准备。
红军阻止了从洛川、鄜县向北进犯的东北军，打击了北线进犯的敌人，并包围了横山。
红军队伍得到壮大，到年1月中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共增加到1.27万人。出征部队的指挥人员亲临渡河地点勘察，制定了渡河作战计划。
在军委决定渡河东征时，就指定黄河游击师师长阎红彦到清涧负责制造渡河船只。他们造了六十条，后又同彭德怀一起督造了一些船，才满足了渡河需要。
中共中央要求调集的名地方干部如数调齐，准备随军东征，开辟新区工作。
此外，还从思想上进行深入动员。
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2月4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出《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的训令》。
根据这些文件，东征部队向官兵们进行了有关东征的意义、任务、胜利条件以及要求和有关政策的教育。
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使用“红军抗日先锋军”番号，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毛泽东，参谋长为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
东征部队有两个军团：
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第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三个师（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明先)。
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红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奉命到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集中，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
4、东征渡黄河
2月18日，彭德怀、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政委名义下达东征作战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是：
“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碉堡线，控制船渡在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命令”还对各部队的渡河地点以及渡河后的具体作战任务作了部署。
2月20日晚8时，渡河战斗打响。在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沙口的百里黄河线上，红军突击队和先头团以勇猛果敢的动作，在预定渡河点突破敌军防线，控制了东岸难头阵地，掩护主力部队过河。
至23日，红军全部控制南起辛关北至三交镇间的各渡口，占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在渡河战斗中，红军歼敌一部，俘敌约人。渡河后，第十五军团的一个团开始围攻石楼县城，方面军主力则集结在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红军渡河后，阎锡山急忙调兵遣将，阻挡红军前进。他把已入陕参加“剿共”的四个旅撤回山西柳林、离石、中阳地区；调驻晋东南长治、晋城地区的一个师到介休；并从省内各地调兵，向晋西集结。
5、在山西站稳脚跟的努力
红一方面军为打破敌人防堵，开辟作战根据地，2月24日决定东征第二步作战任务：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城外，主力迅速占领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有利阵地，开展群众工作，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按照上述部署，第十五军团于25日在石楼南端歼灭敌人一个营；之后向隰县急进，在隰县北15公里处又歼灭敌人一个营，击溃敌人一个营。在这两次战斗中，还俘获敌人余人，缴获枪支余支，迫击炮两门。
随后，军团主力东进，于27日进占水头镇，接着挺进到大麦郊地区。红一军团于2月26日进攻中阳县的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第四团。该旅旅部率第三团向汾阳溃逃，红军乘胜追击，于27日又将该团基本消灭，俘敌约人，缴获枪约支、火炮6门。
红一军团主力随即推进到汾河西南的兑九峪、三泉镇地区。
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将其机动部队集中起来，编为四个纵队，由3月14日开始，向红军展开反击。
其第一纵队（司令杨澄源)，包括三个旅，由隰县向北反击；第二纵队（司令杨效欧)，也包括三个旅，由介休向西反击；第三纵队（司令李生达），包括两个旅零一个团，由汾阳向西反击：第四纵队（司令孙楚），包括五个旅，由中阳一带向南反击。
东征红军根据上述情况，以少量兵力分别牵制敌第四纵队和第一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击溃敌第二、第三纵队。3月10日凌晨，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由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出动，向孝义县兑九峪之敌发起进攻，很快击溃敌第一纵队。接着又击溃敌第三纵队、第二纵队向红一军团的反击。
这样，阎锡山的第一次反击就被红军粉碎。
3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媚外卖国的罪行，宣布红军东征目的在于准备抗日。“布告”还郑重宣告“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并再次呼吁全国“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在此期间，留在黄河西岸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乘入陕之晋绥军东撤之际，进占了宋家川、吴堡等要地，配合地方武装，收复陕北苏区一部分被敌人占领的地方。
3月中旬，阎锡山的第一次反击被击溃后，他的几路纵队正在整顿和休整，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刚刚进入山西，行动迟缓。
6、南下北上作战
东征红军乘机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决定留下少部兵力组成中路军(由叶剑英任总指挥)继续包围石楼和箝制附近敌人外，其余主力部队组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别南下和北上作战。
右路军（以红一军团为主)，3月16日从大麦郊地区出发，17日即突破汾河敌人堡垒线，挺进到同蒲铁路，包围霍县城，占领该城以北的道美村和南关村。19日，继续沿同蒲路南进，迅速占领了霍县、赵县、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破坏同蒲铁路余公里。
自3月25日起，右路军以部分兵力在霍县以北迟滞北面之敌，在侯马镇迟滞南面之敌，同时派出部分兵力于4月1日攻占了襄陵县城，全歼守城的民团，俘敌县长以下余人。
在此期间，还派出许多小分队，在上述六县村镇发动群众，扩军筹款，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团体。
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于16日从双池镇以西地区出发，17日进至灵石县以西地区。18日，再由此北上，于22日进至岔口镇，在此作短暂休整，开展地方工作。25日，派一骑兵连奇袭晋祠镇，威胁太原城。
阎锡山急令加固太原城防工事，调兵加强太原、忻县之间的守备力量，并派四个团的兵力尾追左路军进击。左路军奉命于26日从岔口镇出发继续北上，经娄烦镇于31日进至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后又转到康宁镇一带休整、扩军和做群众工作。
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的广大地区箝制敌人四个纵队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左右两路军南北两线的攻击作战。同时，继续控制着黄河渡口，保证了后方的交通运输，开展地方工作，扩大部队等，为下一步作战准备了战场。
在此期间，黄河西岸的红二十八军于3月下旬由吴堡地区北上，进入神府苏区，并在收复神木、葭县（今佳县）的大部失地后，以一部分兵力向黄河沿岸活动，策应了黄河东岸左路军的行动。
东征红军分向南北两线进攻以后，阎锡山再次请求蒋介石增派援军入晋，同时于3月下旬将已进入山西的中央军第二十五师编为第五纵队（司令兼师长关麟征），第三十二军两个师编为第六纵队（司令吕济），第十三军两个师编第七纵队（司令兼军长汤恩伯)，参加对红军作战。
其他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山西的中央军，分别集结在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防止红军向晋东南发展。
3月24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入晋中央军的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随后，敌人开始反攻，企图首先攻占红军控制的黄河渡口，以封锁黄河，之后再将红军聚歼在黄河以东地区。到3月26日，敌军第四纵队进至三交镇、留誉镇和东、西卫村，第一纵队的三个团进至石楼，同石楼守敌会合。
东征红军中路军分别撤至义牒镇和留誉、三交、小蒜镇之间地域，在叶剑英指挥下，顽强抗击强敌进攻，掩护笨重物资西渡。
战至28日，胜利完成掩护任务，当即转移到永和北部地区。29日，红军控制的晋西黄河各渡口均被敌军占领。
7、粉碎敌人围歼
根据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电令原在黄河西岸神府地区活动的红二十八军于3月31日渡过黄河，协同左路军扫除了罗峪口至黑峪口约30公里的一段黄河封锁线。
红一方面军首长还令右路军继续在临汾、洪洞、赵城地区活动，准备以后向晋东南转移；令中路军继续在吕梁山区的石楼、灵石、汾西、永和一带箝制敌人和做群众工作。
4月初，敌人分别从南北两路出动重兵，寻歼红军的右路军和左路军。蒋介石还强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延长、延川，袭击红军后方。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总部4月1日决定，逐步收缩兵力，准备集中歼灭敌人。
根据方面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右路军于4月4日开始由襄陵、汾城一带向西转移，9日进击稷山，主力部队进至河津以北地区。
这时，敌人的第一、第七纵队向稷山以北地区进逼。右路军遂即向北转移，15日攻克吉县，全歼守敌，缴获甚多。接着分兵，以两个师绕过大宁，于17、18日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40余公里的黄河沿岸据点；另两个师进至大宁、蒲县、隰县间阻敌北进。
左路军奉命于4月4日开始由康宁镇地区南下。他们经过白文镇、寨上村、故县村一带，继续扩军和做群众工作。不久，在白文镇与刚东渡黄河的红二十八军会师。从此，红二十八军便随左路军行动。他们在南下途中，7日在方山以南圪洞镇、11日在金罗镇一带给敌人以打击；12日，又在师庄、三角庄地区全歼敌人一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余人。后转至大麦郊进行休整。
在由金罗镇南下途中，红二十八军奉命进攻黄河沿岸的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之敌，以恢复黄河交通。在14日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之后，该军便撤出战斗，经石楼、永和之间向东南方向转移，于17日到达康城镇附近，与方面军总部会合。
至此，东征红军实现了集中的计划，敌人分别围歼左右两路红军的图谋宣告落空。
8、为何要放弃东征，返回陕北？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它还想把红军压迫到黄河东岸的狭小地带，予以消灭。
为此，4月中旬，敌各路纵队从北、东、南三面向红军扑来，形成了一个北起离石、汾阳，南至蒲县、大宁的弧形包围圈。为防止红军向北、东、南三方突进，敌人采用了堡垒推进的战法。
敌人以一部兵力在石楼、隰县、大宁、永和驻守，主力则由南向北进击。与此同时，在陕西方面，东北军一个师在蒋介石驱使下，进至鄜县、甘泉构筑堡垒，十七路军一部进至韩城、宜川之线，两军均准备继续北进，封锁黄河西岸。
面对这种形势，红一方面军总部4月22日作出决定：
红军向东或向北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必要时也可西渡黄河去打杨虎城：并做了相应的部署和调动，并请军委后方机关保证西渡黄河的船只。
红军刚一开始调动，敌人的两个纵队4月25日就开始在大宁、午城、隰县之线构筑堡垒，增加了红军机动的困难。
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红军以包围永宁县城，警戒大宁、隰县、石楼三线的姿态，向西靠拢；并以一部分兵力向黑龙关、土门镇之线活动，迷惑敌人。
毛泽东、彭德怀在进一步分析了山西和陕甘的敌情以后，做出了新的战略决策，4月28日在给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中指出：
目前在山西，阎军和蒋军已有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逐步向红军推进；在陕西，蒋介石强令东北军、十七路军向陕北推进，企图封锁黄河：而神府、三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觉空虚。
根据上述情况，红一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因此，红军决定回师，“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
电报还强调指出：
红军西渡黄河，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面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的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5月2日，渡河命令下达。从当晚到5月5日，东征红军分别经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集结于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
蒋介石、阎锡山企图将红军围歼在黄河东岸的计划彻底破产。
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向南京政府发出呼吁：
“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在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中，红军取得了重大战果：
消灭敌人约7个团，俘敌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余支，炮20余门。
在此期间，扩充新兵约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转战山西的20多个县里播下了革命种子，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此外，由于红军东征，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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