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时修建的长陵安陵及陵邑,兼有防备

陵邑防御力

汉高祖时在咸阳原上修建的长陵、安陵及陵邑就兼有防备匈奴的军事功能，《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意在通过控制“渭北”守住“渭桥”来保障长安城的军事安全，但仅有两座陵邑防御力显然不足，汉文帝时每遇匈奴犯边仍需屯兵“长安城旁”或渭河北岸军事要地以保障国都的军事安全，渭北军事要地以“棘门”和“细柳”两处最重要。“棘门”在渭桥北部、长陵安陵以南，驻军于此既能保障渭桥安全，又能保障东、北、西三面道路畅通；

“细柳”在渭城西部(今咸阳吕村)，回中道(萧关道)、陇关道、散关道和褒斜道等西北出、西南出关中大道均由此通过，驻军于此兼有向西、向南双面防御的作用，且汉初在此建细柳仓转输军粮，战时必须加强守备力量。到景帝时又在长陵以东(今高陵区马家湾)修建阳陵、陵邑与阳陵桥(东渭桥)，继续加强对泾渭之间地区的军事控制力。北郊防御布局结构外层基本承袭秦代而来，仍以甘泉山谷口为自然地理屏障，《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范睢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

军事防御力

秦代已在谷口处建谷口宫作为甘泉山防御体系的辅助据点，汉初因匈奴入塞后多选择沿着泾河谷地南下，故此甘泉谷口的军事地位显著提高，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关隘，汉文帝三年(前)五月亲临甘泉山准备北伐匈奴。文帝后三年(前)在原谷口宫的基础上置谷口邑，后来又将其升为谷口县，行政级别的提高意味着军事力量亦随之增强。不过在谷口至泾河之间的军事防御力却非常薄弱，该区域原有秦池阳宫、兰池宫、望夷宫、曲梁宫等多处具有明显军事作用、曾为秦都咸阳北郊军事屏障的离宫在秦末遭到破坏，且在西汉早期均未得到恢复。

为避免该区域成为军事真空区，汉惠帝时设置池阳县。《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载：“汉属安定郡，惠帝改置池阳县，属左冯翊，故城在今县西北二里，以其地在池水之阳，故曰池阳。”县城虽然位于长安—甘泉宫道上，对道路有一定的控制力，但作为普通县邑其军事力量不强，在战时只能起到迟滞敌军进攻的效果。长安城南郊、西郊位于“渭南”的长安城南郊、西郊均有优越的自然地理屏障，南郊有“南山”(秦岭山系)。《汉书·东方朔传》:“夫南山，天下之阻也。”

巴蜀地区经济军事实力

虽有蚀中道(即王莽所开子午道)南通汉中(南郑)，但因“途路涩难”不被人们所采用，汉末才因政治原因辟为驿道，一般自关中入汉中常走陈仓故道(嘉陵道)或褒斜道；而西郊(渭河以南)则有沣、涝、潏、滈等多条南北向河流，直到汉武帝时修建便桥(西渭桥)以后，沿渭河南岸至茂陵邑才逐渐成为主要道路。此外，西汉时期汉中巴蜀地区经济军事实力一直弱于关中，未形成对关中汉廷构成军事威胁的敌对势力，故此城南郊、西郊一直被汉廷认为是安全区域，军事防御力量最弱。

这一区域原为秦代上林苑，汉高祖将上林苑的土地分赠予平民耕种，寻常百姓也可自由出入。《史记·萧相国世家》:“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槀，为禽兽食。”即便在战时也不增派驻军，基本为军事真空地带。防御体系布局结构沿用完善(汉武帝至宣帝时期)汉武帝在沿用西汉早期军事防御布局结构的基础上，根据汉匈全面战争爆发新形势对其进行完善，一方面不断兴建城邑、离宫以控扼大道，另一方面调整军事区划并增设新军，即三辅都尉和“八屯校尉”。

总结

武帝设置的三辅都尉与三辅长官各有治所，且三辅都尉各有管理区域，互不统属和干涉，协同防卫汉长安城周边京畿地区；而“八屯校尉”分别屯驻城内与城郊，主要是保障京师治安，也参与对外作战。此举改变了西汉早期在战时临时驻军防御的形式，全面增强了城郊防御力量。到宣帝时期军事形势缓和，又对武帝在军事方面“矫枉过正”的防御体系做出调整，城郊防御布局结构至此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