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西北边区的水利屯田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为了巩固边防和边区的宁静，中唐以前，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多个军屯，占全部屯田的80%以上，今内蒙、宁夏、甘肃和新疆等地是当时最重要的军屯区。屯田依赖水利，水利支持屯基，形成了汉代以来边区水利灌溉发展的又一次高潮。

一、河套水利的兴盛

宁夏河套地区在唐代属于灵州。据《新唐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等记载，灵州引黄灌溉渠道很多，有的开凿于前代，唐代整修扩建，有的为唐代新开。由于史料记载过简，渠道的位置、规模和受益情况都不很清楚。这里只能结合后代有关资料略为加以说明。

黄河出青铜峡后，两岸地势逐渐开阔，宁夏平原，分为河东（右岸〉和河西（左岸）两大片。当时河东有薄骨律、光禄、七级、特进等渠，河西有汉、胡、御史、尚书、百家等渠，薄骨律渠位于灵州回乐县南60里，溉田余顷。回乐县在黄河之东，其渠也当位于河东。它并非北魏时兴修的艾出渠，后者位于河西，且所处部位较高。

七级渠之名始建于唐代，但可能早就修建了。《新唐书·代宗纪》记载：大历八年（公元年）“八月己未，吐蕃寇灵州，郭子仪败之于七级渠。”当时灵州治河东回乐县，七级渠就在回乐县城附近。

光禄渠在9世纪初已“废塞岁久”，元和十五年（公元年）李昕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时，曾加以修治，灌溉屯田千余顷。《读史方舆纪要》卷62说：光禄渠在灵州守御千户所之东，即今河东灵武县境内。《嘉靖宁夏新志》称“唐光禄渠即汉光禄旧渠”。

特进渠在灵州回乐县，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开于长庆四年（公元年），灌溉新置营田顷。但《旧唐书·敬宗纪》及《唐会要·疏凿利人》都写作“疏”灵州特进渠，所以其始开年代还不能确定。

汉渠在灵武县（治所在今永宁县西南）南50里，北流40余里为千金大陂，陂在县北42里，长50里，阔10里。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8渠，溉田余质3。地方志认为汉渠始筑于汉代，是汉延第（亦称汉源渠〉的前身。《新唐书·吐番传》称：“大历十三年（公元年）虏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反映汉渠对当时灵州屯田具有重要的作用。

御史渠在宁夏镇（治今银川市〉东北，《读史方奥纪要》卷62宁夏镇下载：“御史渠，在镇东北黄河外。唐史：‘郭子仪请开丰宁军御史渠，溉田二千顷，是也。”

尚书渠、百家渠、胡渠均位于河西，可能兴修于唐代，但具体位量不详。此外，宁夏黄河西岸的唐徕渠也可能修建于唐代。《宋史·夏国传》载：“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兴，指兴庆府（治今银川市）；灵即灵州（治今灵武县西南）。西夏时已称唐徕为古渠，说明其渠的历史已很悠长了。

今内蒙后套一带也是古老的引黄灌区，《水经注》里已有明确记载。唐代在后套地区曾驻兵屯田，引黄河水灌溉屯田。但至中唐以后，由于“功力不及，因致荒废”，“旧屯沃饶之地……十不耕”。建中（公元-年）时为了维护边区的安宁，在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一带实行军事屯田，曾开陵阳渠溉屯田，渠道没有开成。贞元（公元-年）中丰州刺史李景略率军屯田，又“凿咸应、永清二渠，溉田数百顷”。使后套地区的引黄灌溉有所继续。

二、河西地区灌溉的发达

河西是唐蕃古道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代开元以前，于河西地区（今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设军屯个，每军屯垦田50顷，共有土地0顷。大规模的军事屯垦，促进了河西水土资源的广泛开发和利用。中唐时人陈子昂称：“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溉灌良沃，不符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这就是当时屯区灌溉发达，水沃土润的生动写照。

关于唐代河西地区的水利面貌，敦煌一带的情况可以作为代表。近代在敦煌鸣沙山石室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志》、《敦煌水渠》写本及一些户籍、田册残卷等史料，对敦煌地区的灌溉渠系记载比较具体。大略统计，当时敦煌布置的大小干支集道约90余条，构成一个完整的灌溉网络，将发源于大雪山的甘泉水（即今党河）引入敦煌绿州，滋润大片土地。

综合上述文献记载，甘泉水灌区自上而下布设有马圈口、都乡斗门、五石斗门、阴安渠斗门、中河斗门等5座分水堰：马圈口堰，位于唐沙州城距今敦煌县城西里许）西南25里处，系一座拦河坝，用以壅高甘泉河水位，并设总分水闸引水溉田。

这是一座古堰，早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敦煌立郡之时已建，唐时规模扩大。其堰体：“南北长一百五十步，阔二十步，高二丈。”都乡斗门，在沙州西南18里。五石斗门在州南10里，西凉沙州刺史杨宣所造。阴安渠斗门在流经州西南6里的都乡渠上。中河斗门，在州东3里甘泉水上，“其斗门垒石作，长四十步，.阔三丈，高三丈”，其规模仅次于马圈口堰。

上述5大堰又分出9大输水干渠，分布于沙州城的四周。位于西部的干渠为宜秋、都乡、阴安、孟授4渠，基本上均由西南流向东北，大体平行排列。宜秋渠从马圈口堰分流，长20里;都乡、孟授2渠从都乡斗门分流，前者长28里，后者长20里，阴安渠从阴安斗门分流，长7里。

另外敦煌唐户籍残卷上还载有宜秋西支、宜秋东支、都乡东支、员佛图、长酉、武城、河北、武都、夏交、乎都、白土、胡渠、蒲桃、临安、武乡、塞门、平墓、高渠等渠道的名称，它们均流经西部绿州，可能是上述4大干流的支渠。位于南部的干弟为阳开渠，从五石斗门分流，长15里。另有神农渠，《图经》的《甘泉水总述》中说此渠流经州东南。但在《七所渠》一节所述的干渠中未载。它可能属于分干渠。

户籍残卷中记载的流经南部绿州的渠道还有灌津渠、灌进渠，念同渠、忿同上口渠、赛田渠、索底渠、阳员渠等，大概均系支集。位于北部的干渠有北府渠，从中河斗门分流，长45里，是敦煌地区最长的灌渠。户籍残卷中记载的流经北部的渠道还有宋渠、西支渠、王使渠、无穷渠、神龙渠、宣谷渠、八尺渠等，亦均为支渠。位于绿州东部的干渠有东河水、三丈渠，均从中河斗门分流。

《图经》“甘泉水总述”中说，在州城3里斗门分水后“东经者名东河水”，但在“七所渠”一节中不见东河之名，却另有三丈渠，亦在州东3里分水，“其渠阔三丈，因以为号”，而《敦煌水渠》中缺三丈渠名，或许东河水和三丈渠属同一渠道。三丈渠干流长5里。东部记有确切位置的支渠共21条。除引甘泉水灌溉外，沙州还引其他的河、泉水灌溉。

水利灌溉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繁盛，改变了这个地区粮食短缺的状况。《旧唐书·郭元振传》称“旧凉州粟斛售数千”，粮食供应相当紧张。但至唐中叶，“沙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凉州“岁数登，至匹缴易（粟〉数十斛，支层十年，牛羊被野”，贮粮达6万余石，河源“岁收百余万石”3；甘州40余屯，岁“收获常不减20万石”，贮粮40余万石。富饶的粮产不仅满足当地军民的需求，而且还有“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无怪乎《资治通鉴》卷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了。

三、新疆天山南北的屯区水利

中唐以前，唐朝政府在新疆设有36屯，分布在疏勒、焉耆、伊吾（今哈密）、北庭（今吉木萨尔县一带）及轮台等地。当时屯田的规模很大，如《旧唐书·吐蕃传》载：“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军集乎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成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新疆属干旱地区，屯田必兴水利。因此，开屯田与兴水利在相辅相成中向前推进。

北疆今沙湾县大拐附近，有唐朝渠遗迹，相传为唐朝所开。13世纪，契丹人耶律楚材游西域时，曾在唐碎叶遗址西里的塔刺斯城外看到了唐代的水利屯田遗迹。他在《西游录》中写道：

“钜丽大城（即塔刺斯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时凿渠道南山，夹为石插以行水。插脊跨坚岸，有唐节度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之碑。”

塔刺斯城位于塔刺斯河流域，数百里间一片平川，正是大规模开拓屯田的地方，当时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石闸与渠道当为西安节度参谋王济组织建造。据史料记载，安西都护府下设有专管水利的机构——掏拓所，所设官员叫掏拓使，负责水利工程的兴办与维修。这说明安西都护府的统制区域内，水利灌溉是比较发达的。

解放以后，在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十六国时期及唐代的许多文书，为我们了解当时灌溉事业的具体情况提供了极为珍贵可信的资料，如出土的唐代高昌县《为申修堤堰料工状》说“新兴谷内堤堰一十六所，修塞制单功六百人”，“城南草泽堤堰及箭干渠，制用单功八百五十人”。新兴谷应即胜金口内之峡谷，距高昌城约20里，其堤堰竟有16所之多，需要修理人工人，草泽堤堰和箭杆所需人工还要多，达人，这说明当时这一地区水利灌溉很发达，并且形成了岁修制度，每年“差人夫修塞”堰闸渠道。

高昌县还出土了开元二十二年西州知水官与突厥游奕首领《计会行水浇溉》关文。从这则关文中得知，当时突厥部落在西州都督府的统一管辖下，分配灌溉用水，此外有的文书还规定灌区放水浇田前，管理渠堰的堰头得向上申报该堰地亩、青苗、耕种人等情况，领取“堰头牒”，以便循序放水灌溉，唐代吐鲁番地区已有如此严格的用水管理制度，这无疑是灌溉事业发展、进步的反映。

安史之乱后，唐朝无力经营西域地区，但前期经营的灌溉农业对新疆经济的开发，继续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为申修堤堰料工状》

《甘泉水总述》

《旧唐书》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