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原文化的特质杨佩彰

镇原文化的特质

杨佩彰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镇原文化的特质正是由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从地理环境上看，镇原地处内陆，远离海上交通，陆路交通亦极不发达。这种封闭的、高度稳定的状态与沿海地区的民族有着极大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镇原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有几千年的历史，与其它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工商业发展及其落后。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家国同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正是这些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使得与之相适应的镇原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一）融合与交流是镇原文化形成之基石。

我们在探讨镇原文化的发端时，是从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图腾符号等等开始的。着眼的视角触及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也就是说，这种叙述是从文化的广义角度开始的。但同时坦言，关于镇原文化的研究，更多笔墨则侧重于精神产品，亦即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因此，我们从镇原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流程中，来研究和阐述镇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镇原文化之所以特色鲜明，是与镇原的地理环境、所处区位是密切相关的。镇原既无水路相通，又无良好的陆路交通，在古代起到了防御和阻抑的作用。由于与北方戎狄民族相毗邻，使得镇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草原文化的影响。尽管战国时朝廷为了阻隔和防御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修筑了长城。但随着南北气候冷暖的变迁而进退反复的社会经济态势，草原游牧文化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镇原文化之中。北方游牧部落的南下，草原文明的影响就日益向南扩展。当周祖率领族人迁移庆阳后，周祖农耕文化又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镇原文化，使得镇原文化在融合和交流中逐渐地演化和定型。这种兼收并蓄的发展过程，奠定了镇原文化的基本风貌和精神内涵，也形成了镇原文化的基本特质。

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就始终处在交流、融合这一发展动态上。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是立体式的，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如果对它们仅仅作平面式的认知与理解，那人们笔下的文化交流，就一定是苍白的，远远不能表现其错综复杂的璀璨形态。一般说来，文化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同时它还有众多的、层出不穷的专门范畴。当文明之间发生碰撞，文化之间发生接触，这不同的三个方面与众多专门范畴的内涵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流，并且也呈立体式的一个网络。如果再向纵深思索，我们就不难看到，不同文明、文化碰撞的时候，即使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交换的物质文化，其中也呈现出物化了的丰富的制度文明或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与此同时，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间相互碰撞、交流的内涵中，也自然包含着对物质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认知与理解。

因此，镇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吸收了草原游牧文化，也吸收了中原农耕文化。一边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一边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②同时在西方传道士的影响和渗透下，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因此，多元文化构成了镇原社会文明的多样性，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生机勃勃，气象万千。镇原文明能够呈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的局面，文化的双向互动、交流与传播厥功至伟。多种元素的融汇和交流，构成了镇原文化形成的基石。

毋庸讳言，镇原文化能够顺畅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除了自身所处的地域等内在因素外，还与社会的巨变和震荡有一定关系，如灾害、战乱和其它契机往往会形成催化因素。而产生最深远影响的，恐怕要数明朝的大槐树移民了。

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③人民无法生活下去，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当时黄河两岸曾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至正十一年(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军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每占一地，屠其全城。。《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④“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⑤“多是无人之”，⑥“累年租税不入”，⑦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再加上中原一带群雄割据，战乱频繁，黄河决口，连年灾荒，造成“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的惨景。而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

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口严重失衡。洪武十四年(年)，河南人口为.1万，河北人口为.3万，而山西却达.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此时的朱元璋在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后，感叹道：

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⑧

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之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

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于是,朱元璋采纳了大臣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他数次从山西一带向中原地区移民，恢复农业生产。由于洪洞县位于晋南，靠近中原，便于迁徙，故多次组织当地“有丁无田”或“丁多田少”的农户迁籍。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年）五十余年间，明政府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当时，明朝政府在山西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的集聚之地。传说，当时负责选民的后军都督佥事李恪，采用多种方法，诱迁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农民。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故意扬言：凡自愿迁籍的农民可到广济寺内办理手续，凡不愿迁籍者可到寺左侧的大槐树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经传开，不愿迁籍的农户携家带口挤至大槐树下。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宣布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据说，当时大槐树上有个鸦巢，被迁农民望着鸦巢，触景生情，闪着泪花，纷纷说：老鸦尚有个窝，咱们何时才有个安居之日啊!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广济寺侧的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先人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标识。许多年后，当年的移民后裔虽然已经不记得具体的地方了，但是“大槐树”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至今镇原还流传着“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民谣。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一部分到河南、湖北等地，一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大量来自山西晋南等地区的居民进入镇原，对镇原本土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今天，在镇原把上厕所称之为“解手”，这句方言的背后其实就是山西移民艰难历程的佐证。据说，当时为了防止移民逃跑，都把他们反绑起来，用一根长绳相连结。要大小便，就必须报告官兵，解开手上的绳子。只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解手”一词由此而来。而移民们反绑的动作，也演变成了镇原人走路背手的习俗。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今天，只要说起祖籍，镇原人都会说：“我的老家就在山西大槐树！”人们都渴望去到大槐树下领略一番故土的壮美与柔情，摭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

作家李存葆在散文《祖槐》中如此感慨道：

尧舜牵着洪洞、牵着临汾，洪洞、临汾牵着历史。历史老人把手中的绳索重重一抖，尧舜便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在自我奢化中充满“世纪末相”的人们，面对生存危机虽睁圆了惊恐的眼睛，怀揣着悬孤不定的心，但却再也不愿去亲近尧舜了。人们宁愿相信古老的土地里埋葬过的野蛮与荒唐，却不愿从曾给祖槐以充足水脉和养分的厚厚土层里，去筛选文明的因子。然而，古老的华夏文明里，永远含纳着不泯的青春……

还有，镇原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互渗透的边沿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习俗相互影响，相互争斥，相互交流，多种文化因子互为融合，使得镇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征。战国时，秦与雄踞蒙古草原的匈奴长期对峙，时有战争。秦惠文王时，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⑨其目的就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这就是位于镇原西北部的战国秦长城。这段长城由海堡开始，绕乔洼，过清水河，至郑家磨，又沿河岸南下到陈家沙窝，与前道长城合并，尔后进入固原东山，经城阳、孟原等地进入镇原境内。战国秦长城的修筑，在当时不仅阻断了匈奴南下的步子，对防御匈奴的侵扰，保障边地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杰出创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明悠久的象征。如今站在高处，依然可见长城顺着山势上下，状若游龙，翻山越岭，蜿蜒起伏，雄伟壮观，每隔一段尚能辨清古代烽火和城障的遗迹。但由于历史的变迁，风化雨蚀，再加上人为的破坏，如今的秦长城已被剥蚀成了断垣残基。虽然有些地方还保留着跟长城有关的地名，但完整的城墙已不复存在，然而这并不影响秦长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它累累伤痕、历尽沧桑，巍峨耸立的雄姿，依然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虽然时代久远，但它仍以苍苍莽莽的气势、威武雄浑的壮阔，浓缩成了一种厚实的文化积淀，以永恒的苍凉和悲壮，永远留在了华夏文明的史册里。

从实际上讲，战国秦长城也起到了划分西北地区农牧经济带的界限的作用。在历史上，当北边的游牧民族刚刚迈进奴隶社会的门槛时，中原王朝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游牧部落纷纷南下，挥戈跃马、纵横驰骋在中原地区，以先进的文化补充和发展自己。大批被掠去的奴隶，其中不少是拥有先进文化的学者，他们将中原先进的文化传向遥远的荒漠和草原。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传到了边地和中原，落后的文化被先进的文化所同化，无形中加速了社会形态的变化与发展，这是他们跨入封建社会并迅速崛起的重要基础。战国秦长城既是文化主渠道推移的结果，又是保护这些文化主渠道的又一个人工屏障。镇原就处在这条长城之内，属于经历了数百年由牧业转为半牧半农进而以农为主的农业文化区。而其外侧，是农业文化力量尚不能达到的牧业文化区域。“在长城的发展历史中，攻守双方经常是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民族，集中表现在中原农业文化区与北方牧业文化区之间的矛盾与对抗。”⑩因此，镇原所处的农业文化区与西北部的牧业文化区相比较，自然条件特别是自然资源要优越的多，因而其劳动生产率也高的多。人们开展定居农业，从事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这样既加速了文明进程，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而在长城外侧的牧业经济区域，由于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大大延缓了其文明进程。农耕区先进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对游牧民族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所以他们经常南下掳掠，获取必要的生活用品。这样的往来争战，达到了两种文明的相互渗透。从长城沿线发现的文物来看，同一时期的文物规格是相同的，这正好说明了文化联系的紧密性。彭曦先生⑾在对战国秦长城考察后，对发现的各种文物作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战国时期的文物百分之九十以上分布在长城内侧。这些有规律的分布状况，就很能说明战国至秦汉时期，长城的修建与这些地方文化发展的关系。

就是这座著名的秦长城，以它为界，将这块广大的地域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镇原人把长城外侧叫作“关外”，把长城内侧叫作“关内”。⑿随着封建朝廷政权的更迭和行政管辖区域的变化，这个地理上的概念也就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意蕴。随着历史的变迁演进，“关内”文化和“关外”文化相互渗透，两种不同的文化逐渐融合，先进的农耕文化终于到西汉时期越过长城，到达牧业文化区内。这样，既使文化落后的牧业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使镇原文化中留下了游牧文化的某些特征，长城就恰好见证了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长城的存在，既保护了镇原所处区域先进的农业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游牧民族向更高级别文明的推进。

而镇原正处在地理与文化交接的前沿，中原和北方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在政权的变迁中都影响和推行到了镇原。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观念，以及游牧与农耕文化的进退交合，在镇原文化的融合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剖析镇原文化特征的过程中，应当充分注意到镇原特殊的地域性特征。无论是从地缘考察，抑或从人文环境探索，中原以南、长江以北的文化无疑也对镇原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多方位的交流为镇原本土文化注入了新的成分和新的元素。接纳和融合使镇原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而显得更为丰富多彩，五彩斑斓。单就饮食来讲，四川的麻辣、绍兴的陈醋为镇原人的饮食习惯增添了新的内容。镇原人在“拿来主义”的同时，融入传统的制作工艺、烹调手法，推陈出新，产生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色香味俱佳的饮食风味。有诗为证：

《泥鳅腊肉火锅》云：

西山食客道精微，

美味还得慢火煨。

云涌银盆龙出没，

浪翻玉箸桨来回。

葱花点翠新春柳，

椒角催红腊月梅。

尝遍佳肴千百种，

朵颐兴尽酒三杯。

　因此，镇原人的饮食以川味为主，喜好酸辣、麻辣，酒宴上的每道菜，几乎都有辣椒的成分。辣得呲牙咧嘴又辣得开心、辣得痛快的麻辣火锅，红火翻滚，辣味四溢，辣椒香，花椒麻，其“讲究调味，善于变化；注重用汤，崇尚自然；刀工精细，变化灵活；选料广泛，独具一格；饮餐合一，随心所欲”的风格令人百吃不厌。

同时，西汉（公元前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其北线就由长安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经过镇原茹河川道，蜿蜒西行，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在将长江流域以及南方的许多文化因素带到西域的同时，也带到了这里。从西汉时期起，中国的特产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经过匈奴和西域地区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丝绸贸易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大宗贸易。人们以穿着丝绸制品为时尚。在《红楼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趣事：一天，贾母从箱底找出一件丝织品，考问众孙媳孙女，谁能说出这件丝货的名称。然而无论宝黛还是三春，甚至连见多识广的凤姐，都答不上来。于是，老祖宗骄傲地告诉她们，这还是她做女孩儿时的东西，名叫“软烟罗”。

在镇原，由于南方蚕桑业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植桑养蚕的农事习俗，人们学到了缫丝、纺线、漂染、织锦等等技艺。尤其是妇女们穿梭引线，用自制的织布机织出了一匹匹粗白布，再用叫做“靛蓝”的颜料进行染色，制成蓝色的粗布，称之为“老布”或“土布”。由于颜料非常缺乏，镇原人还学到了用种植的紫苏叶熬汁，再将白布染成蓝布的技艺。这种粗布在当今看来不屑一提，但在当时它已经是非常普遍的制衣原料了。还有五彩缤纷、鲜艳夺目的五色丝线，做成了一件件异常精美的衣饰，扮靓了镇原人的生活。绸缎衣料更为人们的生活锦上添花。及到今天，在镇原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中，仍然积淀和保留了很多其他地域文化的因素。由此可见，交流与传播对镇原文化而言是有着及其重要作用的。

（二）文化精英是镇原文化成熟的“标杆”。

在镇原文化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一大批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等的活动，促进了镇原文化的成熟与发展。当然，镇原文化是广大劳动民众创造的，是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凝成的精神结晶。但是，如果没有许多杰出的人物，没有专业性的文化活动，没有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论著和成熟的思想体系，就很难想象能够创造出独具特色、影响广泛的地方文化。贯穿积淀于民众社会实践生活中的文化精神，如果没有学者的提炼概括，就很难跃升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因为镇原文化由自在走向自觉，由散漫走向独立，由低俗走向深度的精神体验，还必须靠学术来涵养。于是，镇原文化的建构，最终会发挥文化精英的作用。这样，镇原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成果，也就会直接影响着文化创造的深度和高度。

这里我们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指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优秀人物。他们以文化人为受众，用精神产品的形式表达来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他们创造和传播了精英文化，但最终被广大民众所分享而成为社会精神财富。虽然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广大民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正因为他们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才促进了镇原文化的成熟和发展。

前边说过，镇原学人的知识结构，直接影响着文化创造的成果。我们知道，知识结构是各种知识在人类大脑中的组织方式。知识的组织方式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的网络结构，因为支离破碎的知识很难提供一个创造性思维的广阔空间。镇原的学人历来以孤陋寡闻为耻，把博闻强识、融会贯通作为地方文化精英共同追求的目标，善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知识，不断地充实自己，创造精美的文化产品，用以引领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镇原文化尽管包罗万象，但其主体是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和农业文化，这三者构成了镇原文化的三驾马车，民间的、世俗的与精英的马车并辔而驰，又相互涵摄．每一驾马车又往往涵载着相异的内容，并各自构成一个文化体系。如此组成了镇原传统文化多层面的丰富内容，给人一种多元并茂、色彩斑斓的直观印象。

在这里，我们仅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证：

其一，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王符。王符不羡权贵，性情耿直，隐居山林，著书立说，无情地抨击社会黑暗，鞭挞权贵腐败，提出了治世安民、发展生产等诸多政治主张，笔触所及，工、农、商、学、兵无所不包，许多名言警语无不为后世许多政治家所推崇、所引用，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被尊为“后汉三贤”之一。他的政治主张具有平民化和尖锐性，既表现出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贬斥和憎恶，又表现出对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和谐的向往。他的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镇原文化的积淀和形成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二，当镇原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文化领域更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爱国主义、民主思想思潮汹涌澎湃，文学艺术领域成就卓著。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对镇原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刘之蔼、张炳麟、张宸枢、慕寿祺等等，都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因此，与其相关的个案考察，显然是镇原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

刘之蔼，字伯吉，号梧冈，嘉庆二十五年(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年()知福安县事。在任上编修《福安县志》，同年刊刻。共有二十七目，附目有三，约二万余字。此志前修于乾隆四十八年(年)侯谨度之手，历五十年后，因纂省志而采征邑事，刘之蔼奉批续修，貂续乾隆侯志。志书体例沿袭侯志，保留原有类目，增补内容。所记之事上接乾隆四十八年，下迄道光十一年。其图考增补十七都一图、十九都一图，俱为人烟稠集之乡。道光六年（年）刘之蔼在福安建保婴堂，堂址在城内凤尾山，后移往冠后。他闲暇临池染翰，苦习书法，终成名家。

张炳麟，字瑞卿，生于同治四年（年）。民国二十一年（年）卒于家，终年六十八岁。自幼家庭贫寒，祖上以农为业，勤俭持家，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受家庭熏陶，炳麟脚勤手快，读书之余，帮助父母忙碌农事家务，甚得父母宠爱。其父克服重重困难，节衣缩食，供他入塾求学。他天资聪颖，学而不厌。刻苦认真，成绩优异，于光绪年间考中廪生后，即赴今宁夏固原教私塾谋生。呕心沥血十余年，教授生徒数百，名重一方，颇受爱戴。年,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在固原设帐授业期间，结识清武将董福祥。通过接触交往，董福祥十分赏识张炳麟的才学人品，厚礼相待，并聘他教授自己的两个儿子。民国九年返回故里，在家乡以书画颐情，求其书画者络绎不绝。

张宸枢，字紫垣，号少堂，生于同治五年（年），卒于年，终年65岁。他敦厚精敏，勤学好问，少有声望，10岁即能赋诗作文，才名闻于邑里。《六艺》、经传和诸子百家无不通习，擅长书法，善于词章。光绪十四年（年）19岁即举为乙酉科拔贡，同年中举，部选为庄浪县学训导，启迪后学。年4月，他受泾原道尹周学务委托，筹办“陇东师范学校”。年2月，甘肃省教育厅命仍在筹建中的陇东师范学校为“甘肃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张宸枢任首任校长。校址选定在平凉县城文庙西边(今平凉军分区西侧)。办学初期，开设国文、理科、算术、文牍、修身、教育学、图画、习字、手工、乐歌、体操、心理学等课程。他治学严谨，训导有方，每临抽查，均作掩卷提问，若回答有误或答对不出，则循循疏导，晓以大义，以励其志。政务之余，染翰临池，终成西北书法名家。

慕寿祺，字子介，号少堂，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年2月，病故于兰州，终年73岁。其父为清朝光绪举人，历任宁夏固原学政、西宁教渝、宁灵厅教授达30年之久，熟习教育，精通经史。其兄寿褆，清朝宣统拔贡，陕西补用州同。少堂天性聪敏，自幼好学，随父读书，学经史，读《文选》，练笔习文。13岁(年)泾州应童试，答卷出语不凡，督考、甘肃学政蔡燕生(蔡金台)在其卷首亲笔点批：“甘之俊人也，必速飞矣！”即拔为诸生第一，选入兰州求古书院深造。在院读书认真，一丝不苟，纵览之时，必正错校字，尤喜读《史记》、《汉书》。光绪二十九年(年)考中举人。初以盐大使签分四川，光绪三十三年由劳绩保知县，分发山西。宣统二年，任兰州地方审判厅刑厅推事，次年考取最优等法官。甘肃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是寿祺荐卷房师，深知弟子经学深湛，历史娴熟，于年聘为该学堂历史主任教员兼经学分教，直到年(宣统二年)。他在任教时，善用自己研究经史的心得体会，深入浅出教授与人，深得学生们欢迎，说寿祺先生讲书“说得铿锵，时有新义，尤熟于中外历史，抵掌谈成败如亲见之”。他还编写《周易简义》供学生阅读，以增强其思考能力。清末，甘肃全境出现创办学堂热潮，但缺乏办学经验及教育知识，以致管理跟不上，质量提不高。寿祺先生受省当局委派，于年赴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考察学务。他每到一处，拜访名流，悉心学习，仔细研究，条陈调查记录八卷，供教育界办学参考，对推动当时全省教育事业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清朝覆没，民国继立，慕寿祺任甘肃临时省议会副议长，民国二年任甘肃民政署秘书长，五年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七年任甘肃援川军参谋长，继任西北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甘肃督军署秘书长，十年任省政府第三科科长兼咨议，十三年由第二届省议长补参议院议员，十四年任参政院参政(由省议长资格列席参政院)、善后会议代表，十八年任通志局副总纂，后任省政府顾问等职。

……

从认识人类的思想到如何再丰富人类的思想，这其中需要人类付出无限的劳动。毫无疑问，上面列举的文化精英仅仅是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经过了艰辛的劳动，创造了优秀的文化产品，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在为镇原人贡献知识和思想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感叹和慕仰的契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也许是镇原人敬仰先贤的心理写照吧。

（三）丰富内涵造就了镇原文化绚丽多姿的文化形式。

从历史的纵向上看，镇原故地自秦汉建郡以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旧石器时代，镇原的早期智人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姜家湾、寺沟口、黑土梁、常山下层文化等遗址的发现，就见证了镇原历史的久远和文化的厚重。尤其是周先祖居于庆阳教民稼穑，渔猎捕获，使镇原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农耕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到了封建社会，镇原成为千年州治之所，是几代王朝安定西北的京畿门户。秦皇汉武巡游驾幸，万里长城蜿蜒而过，孺子婴、赫连勃勃据以称帝。南北朝时期，镇原胡氏家族四女即位皇后，显赫朝野，曾使镇原佛教盛极一时。尤其到东汉以降，文人志士层出不穷，清官廉吏名载史册，文学艺术群星璀璨，彪炳千秋。因此，镇原文化是镇原大地上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地方文化，是镇原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居住在镇原地域内的各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并世世代代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内涵丰富，是镇原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正因为一脉传承、撼人心魂的深厚内涵，才铸就了五彩缤纷的表现形式，使镇原文化大观园中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并为世人所瞩目。

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这里既有精英文化、雅文化---如《潜夫论》形成的哲学思想、具有黄土风情的书画流派；同时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所形成的大众文化、俗文化，如民间礼仪、刺绣、剪纸、草编、民歌，花儿、秧歌、泥塑、石雕等等。这种社会文化的风习在镇原口传心授，传承久远，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所共有，形成了百卉芬芳、争奇斗妍的喜人局面。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不但凸现出镇原人的人格特征和思想内涵，也表现出镇原人特定群体的社会心态。如果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镇原人爱好和平、向往光明幸福、追求安定和谐的热切期望，也不难发现镇原人追求美好、享受生活的审美情趣。

镇原古代艺术是镇原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形式、独特的风格、诱人的魅力而成为地方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表现了镇原人的聪明才智。正如世界著名艺术理论家里德所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享有如此丰硕的艺术财富；从全面考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艺术的卓越成就相媲美。

镇原古代艺术虽然由于各自的创作方法和物质媒介的不同，对人审美感官的作用范围和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也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有的特色。但是它们由于受到镇原文化特质的规定与制约，从而构成了特有的风貌。与西方艺术偏重于粗犷豪放、激情张扬的主流倾向不同，镇原古代艺术中不仅有刚健浑厚、豪迈雄伟、具有阳刚之气的艺术作品，也有细腻温婉、淡远含蓄、具有阴柔之美的艺术成果，创造了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的艺术表现风格。同时又有气韵生动的内在精神，重在主观情趣的抒发和表现，生动感人，意境悠远，体现出艺术审美上主客体的相互联系，并在情景交融中得以升华。在这些文化表现形式中，书画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书法在镇原民间艺术的各个门类中，是最具有特色的一门传统艺术，它深刻地反映着镇原人的文化精神、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并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镇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重要艺术，在于它与汉字、书写工具和文化思想紧密相联。方块汉字点与线的独特结构与丰富内涵，为书法艺术提供了优越的表现条件；镇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书法艺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并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普遍爱好。而绘画以其特有的笔墨、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独树一帜，显示出优美而鲜明的地方风格，体现了悠久而又深刻的镇原文化内涵。从汉代始，书画已开始盛行。书法讲究“兼备阴阳二气”，绘画注重“错画为文”、“墨分五彩”。尤其是文人雅士以赏书品画为乐事，书画作品的专业鉴赏、收藏已初现端倪。在这样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文化的繁荣和成熟更是促进和激励了书画创作的多样化。至清代末期，嗜好书画的风气遍布镇原的广大城镇与乡村，一大批代表人物相继涌现，颇负盛名的大家带动和提高了镇原书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刘之霭的字在当时影响很大，连京城中的一些达官权贵也常常派专人前来向他求书。张宸枢、张炳麟等人的书法笔墨饱满，遒劲有力，见者爱不释手，争相乞之。好多书画爱好者把习书练字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在文化的熏陶和濡染下，挥洒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艺术的追求，正所谓古人说的“读书不多，画则不能进于雅；观理不清，则画不能规于正”。

改革开放以后，镇原书苑尤为活跃，书法创作呈现了百花竞艳的景象，习字研帖盛况空前，佳绩频传，新秀迭出，誉享内外。为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书法艺术，打造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县文联于二00七年始，顺应民意，因势利导，积极申创“中国书法之乡”。有关部门职责所系，筹划实施。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共襄盛举。二0一0年六月，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正式命名授牌，荣膺甘肃首家“中国书法之乡”。这项殊荣的获得，成为镇原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又一佐证。

其次，陇剧、秦腔、眉户亦颇具特色。镇原的戏曲高度综合了各种艺术手段，充分发挥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长处，把歌唱、舞蹈、说白、表演、音乐、美工等多种艺术因素融为一体，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并使之更加精致。在戏剧中，利用器乐来调控全剧节奏（场与场的转换、唱作念打的变换），并为演唱伴奏，配合表演，渲染气氛。唱腔讲究声随韵转，字正腔圆。戏曲的舞蹈，既有优美而程式化的文舞，又有包含着特技和杂技的武打，讲究节奏性和韵律性。而戏曲情节则注重结构技巧和情节安排，对白、唱词都吸收融合了散文、白话、诗歌之精华。表演中的人物亮相和定型，充分吸收了雕塑艺术而更加出神入化。演员的脸谱、服装、衣饰、背景的营造等，又得益于绘画。因此，镇原戏曲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又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坡、杏花村落而独具风姿。

尤其在当代，镇原戏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编剧、表演、音乐、道具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县剧协排演的大型陇剧《绿叶红花》，荣获全国第八届映山红戏剧节优秀剧目金奖。该剧被评为庆阳市第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甘肃敦煌文艺奖特别贡献奖。并代表甘肃省晋京汇报演出，全体演职人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还有，镇原的民间音乐有如漫山遍野盛开的山丹丹，平朴自然，特色浓郁。小调、道情、歌谣、花儿、号子等民间音乐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表现出独特的地方风韵。大山梁峁间，“余音袅袅，不绝如缕”⒂，潜藏着一种悠悠的情、绵绵的意和无限的景，给人一种气韵生动的美。这些音乐起源于人们对自然和动物声音的模仿，起源于生产劳动。人们的劳动节奏、劳动呼号和劳动工具逐渐演变成各种形式的音乐艺术。《周易·豫卦》中有关于尧舜制作古乐的记载：

象曰：雷出动奋，先王从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远古时期的中国音乐艺术是与宗教祭祀仪式紧密相连的，当时的人们以为通过祭祀的乐舞就可以得到神灵和祖先的庇护和赐福。至春秋战国时期，音乐、诗歌和舞蹈结合在一起，乐器的演奏水平也有了很大发展。秦汉时期，推崇古乐，注重音乐“征诛揖让”⒃、“教化于民”⒄的作用。汉代在继承先秦礼乐制度的基础上，重定祭祀天地的大礼以及祭祀时配用的乐器，并且成立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乐府，用以“观风俗，知薄厚”⒅。乐府乐歌中的鼓吹曲，大都吸收了北部和西部的地方乐歌；相和歌则是流行各地的民歌，往往采用一人领唱、大家帮腔、互相唱和的形式。魏晋至唐代，音乐艺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中国南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音乐之间的融合，流行在北方的相和歌与南方的吴歌、西曲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音乐形态“清商曲”⒆，曲调清越，抒情性强，成为一种比较熟悉、比较高级的音乐类型。宋元明清时期，音乐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随着城市商业的兴盛，市民阶层日益扩大，音乐艺术转向迎合市民的心理要求与生活情趣，出现了诸宫调等多种宫调艺术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丰富多彩，适合于表现复杂的感情和社会生活。同时还出现了文学形式与音乐形式相结合的趋势。到了明清时代，民歌异常活跃，尤以情歌为多，内容多为表现性灵，讴歌个性解放。这时，为了适应戏曲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京胡、板胡、唢呐等新的乐器。镇原音乐艺术在从远古到明清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一是以旋律为主，讲究节奏感，致力于表现一种“巍巍乎”⒇、“洋洋乎”(21)的心境。二是理性精神，总能“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2)，“发乎情，至乎礼”(23)。歌唱的内容不但表现出人们内心细致复杂的各种心理情感，而且能够间接地再现出社会道德品质与伦理规范要求，来陶冶、培养和丰富人的精神与心灵世界，体现出镇原民间音乐的理性精神。三是节奏明快，气氛浓烈，展现出一种粗犷的阳刚之美，宣泄了人们的欢快心情。如锣鼓打击曲，节奏强烈，热烈劲拔，与舒缓的抒情乐形成明显对比，表现出镇原民间音乐的诱人魅力。这些音乐按照功能来讲，有仪式音乐（如唢呐曲、笛子曲，特点是肃穆庄重、纯正典雅、节奏缓慢）、舞蹈音乐（如秧歌、花灯、社火曲，特点是宣泄节日的欢快情感）、声乐（如民歌，主要是号子、山歌、小调等，特点是音调生动，词曲简洁，题材丰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域、民族特色）、独奏器乐（如琴、笛子、洞箫、二胡、板胡）、民乐（即民族器乐合奏曲，以吹奏打击乐为主，特点是高亢激昂，热闹喧哗，为人们的各种集体活动增添浓烈喜庆的气氛）。

同时，镇原方言表意含蓄，发音独特，形象生动，它是跟标准语有区别,主要用在口语上或口头上的区域性的语言变体。晋葛洪《抱朴子·钧世》云：

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

镇原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北方方言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的其它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唐皇甫冉《同诸公有怀绝句》这样写道：

旧国迷江树，

他乡近海门。

移家南渡久，

童稚解方言。

北方方言分为四个次方言，即：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镇原方言即属于西北方言。它的特点是：失落了大部分的中古辅音韵尾。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现在已经只剩下-n，-ng。同时，与其他方言相比，镇原话的声调较少，只有平声区分阴阳，因之镇原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这在其它方言中是比较少见的。它造词别致，语意生动，形象幽默，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尽管官方推广普通话，也有很多人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讲普通话，但镇原人对方言依然有着难以舍弃的浓浓情结。有些本土作家用方言写的文学作品风趣幽默，饶有兴味，耐人品读，是很值得探研的。著名作家冰心就非常赞美方言写作，她说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勃恩斯用方言写作的诗歌，是“苏格兰最动人的民歌”。她在《再寄小读者》中说：

勃恩斯是农民的儿子，苏格兰人民所最喜爱的诗人。他的诗是用方言写的，富于人民性、正义感，淳朴、美丽。当手风琴拉起，短笛吹起，歌唱家唱起，刚唱过一两句，观众就会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地和将起来，全场欢动，就这样一首又一首地几乎唱到夜半！(24)

不难想象，镇原文化之所以形式多样，绚丽多姿，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及广大民众的人文养成是其产生、发展的渊源，也是镇原文化闻名遐迩的根源所在。

（四）开放与商品经济是镇原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我们已经探讨过，镇原文化之所以特色鲜明，是与镇原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历史上的封闭、阻塞，远离都会而独处西北一隅，使初始的镇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较，有着明显的差距。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镇原文化逐渐具有了开放的态势，外来文化的渗透与接纳，才有力地促进了镇原文化的演变与发展，也使之在东西南北的融合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到封建社会中叶后，镇原文化发展较快，明清以降特别是近代，镇原文化的基本形态趋于定型。尤其到改革开放以后，镇原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民营企业不断崛起，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开放改变了镇原封闭阻塞的落后局面，对镇原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因此，在研究镇原文化基本特征的时候，我们不可回避这样两个因素：

一是开放。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过：中国文明曾经影响了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曾有开放的时代，中国人敞开博大的胸怀，拥抱了来自印度、阿拉伯、甚至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洗礼了自己，包容了世界，丰富了人类的文明。镇原亦毫不例外。镇原古代的社会生活节奏，基本上是与农人的生产和生活节奏相一致的。这是因为农业经营，是镇原古代始终居于主体地位的经济形式。农业生产必须遵循所谓“时四时”(25)的规则，以太阳为周期，随着农时季节的更替变化而井然有序地进行，任何激进的超前的企图和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都会导致饥饿甚至死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农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进行从容不迫、按序就班的农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镇原人老成温厚、知足常乐、消极守旧的性格特征。在这样一个广袤辽阔的农业地域里，人们都在季风气候的规定下进行着程序大体相同的生产过程，于是形成了一种缓滞的文化节奏。但这并不否定镇原人对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交往的希冀与祈求。

读过古书的人都知道，周穆王西行所系驾的八匹良马，称作“八骏”，这八匹骏马的名称记载不一。《拾遗记》中记作：绝地、翻羽、奔宵、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从这些古代传说中的神马的名称，可以看到古人发展相互交往、向往快捷便利、冲越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宏大理想。

镇原文化虽然衍生于镇原这块黄土地上，但它并非是高纯度的本土文化。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在开放性的运作机制中形成的博纳兼容的恢宏品格，使得它多元并茂、五彩缤纷，并不断地走向辉煌。首先，镇原文化之所以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首先在于镇原特殊的地缘条件。镇原虽地处内陆，但靠近西安、固原、银川，西去可至兰州，直至酒泉、敦煌，古代的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镇原历来易于成为各种文化的登陆点和接收点，并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次，外部社会结构的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战争、文化、人口等)也深刻地影响着镇原地域的对外开放，而且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呈现不同的开放特征。东汉以前，镇原社会结构单一，经济开发水平低下，导致了文化的单调和落后。东汉以后，镇原对外交往的频率相对提高，农耕与游牧不断融合，加之中原文化以及长江流域文化的渗透，促进了镇原从一个保持自身原始内涵的地域文化向与先进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同构的区域性文化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来自于山西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异域文明，来自于西北的游牧部落也将他们的风俗文化带到了这里。但由于文化活动往往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因而草原文化在镇原的展开幅度并不是很大。而且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镇原文化又与中国政治变动密切相关。中原长期动乱，使河西、陇右地区得到相对的稳定，“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转移”(26)。因此，汉唐时期，镇原在没有经过多少文化抵抗的情景下顺利地接纳了中原儒家文化，儒家学说对镇原地域的冲击强度是很大的，儒家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后，在儒家文化的启蒙中，佛教逐渐传入镇原，并获得迅速的传播。由于在镇原社会经济的剧烈分化和时代的动荡中，佛教满足了地域主体对精神渴求的强烈需要，佛教劝人向善的教义，可以作为稳定地方社会的重要支柱，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也是平民在痛感自身缺乏保护、依靠和关怀时力求自保的一种精神姿态，于是佛教文化迅速占领了儒家文化留下的空白地带，跃居为镇原的主流文化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与镇原原有的本土文化的合力作用，塑造了镇原人重神秘、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

约从唐代中叶开始，以丝绸、瓷器、造船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崛起江南，逐渐影响到镇原，使得镇原商业经济初步发展。明代中叶以后，镇原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铺和手工业作坊。由于镇原偏于一隅，为开拓生存空间，只能在商品经济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形成比较浓厚的农耕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究实际，注重功利，耕读传家，不尚空谈。

回顾镇原文化史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往往在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成就的时候，开放与接纳也就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特色。随着农业经济越来越成熟，文化节奏的演变就表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向。人们会在全国的大气候下，观念、意识、习惯等等都跟着进行一系列的变化。比如，在辛亥革命之前，外国人看中国，最令他们惊异不已的，是中国妇女缠足的风习。缠足，是在妇女发育期用长布条将双脚强行缠裹成纤小的弓形，久而久之，肌肉和筋骨残变，双足畸形，不可复原。这种起于南唐的缠足风习，至五代及宋元渐次流行。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

三寸金莲自古无，

观音大士赤又趺。

不知缠足从何起，

起自人间贱丈夫。

明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宋神宗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后来“则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又有“缠足之风，实盛行于元”的说法。明清时期，缠足风习弥盖社会上下，镇原妇女也概莫能外，并以之为美。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对那种娇俏之态好玩欣赏的心理需要罢了。

宋、元、明三代中外经济文化的互相交流，证明中国文明曾经影响了全世界的进步和发展。诸如，宋代印刷术和火药的广泛使用，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指南针的发明，为世界航海运动的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元朝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向西攻占到了欧洲，也加速了中欧的联系。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了茶叶、瓷器、丝绸、工艺等，带给了世界和平与文明，加强了我国与东南亚与东非各国的联系和友谊。当镇原的妇女在裙缘下微微露出“三寸金莲”，脸上漾起矜持的微笑时，世界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新的形式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7）。这样，开放和新文化的渗透与接纳，使镇原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妇女们开始带着复杂的心理解开了又臭又长的缠脚布。

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飞跃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由鸦片贸易所引起的南海上的隆隆炮声，揭开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作为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和谐，他们创造的文化就是一种和平的文化。尽管清政府采取锁关闭国的政策，但交流不可避免地在进行着，外来文化在不可避免地冲击着镇原大地。中国铁路交通发展的艰难历程，对于说明中国近代交通文化具有典型的意义。而铁路工程的成功修建，是这一时期文化进步的突出象征之一。正是交通与交往的发展，促进了镇原文化形态的发展与成熟。而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寻找出镇原种种文化现象的一种重要的、原始的文化基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以往封闭落后、几乎与世隔绝的镇原大地以积极的、开放的态势与外界交流。传统古老的镇原农业，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进，进入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往日的穷乡僻壤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其所有的经济活动开始更为积极、更为主动地融入全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运动中，“镇原人”也开始接近了现代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人”。这个脱胎换骨的新生，是继我国实行商品经济之后，在大力推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开始实现的。围绕农民增收进行支柱产业开发，围绕市场进行产业化经营，以科技武装农业进行专业化生产，用特色农业取代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从经验优势走向科技优势，粮食生产从总量优势走向特色优势，系列开发从品质优势走向规模优势，草畜产业从传统优势走向专业优势。从一片旷野上满是农夫扬鞭吆耕牛的蹒跚景象，到田间村庄机声隆隆穿梭忙的火热场面；从过去老农们自满自得于务作经验，到如今后生们施展身手使黄土生金的科技种田，镇原农村经济的经营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镇原农村、农业和农民步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特别是科学技术为镇原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增添了强大的动力，产出效率一路飚升，已托载起一大批茁壮成长的现代产业。农业科技的大面积推广和普及，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区、种子工程、配方施肥、生物工程、反季节栽培等技术广泛应用，托载着镇原农村经济走上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种积极拼搏、争先向上的精神，就是镇原传统文化中数千年来形成的深沉积淀，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这种精神影响了镇原的整个社会风尚，并作为一种文化潜流，在开放开发中产生出巨大的能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域的阻塞逐渐消除，开放使得交流（商贸的、文化的）变得更为便捷和快速。当天堑变为坦途时，镇原便以包容的姿态，敞开宽阔的怀抱接纳外来文化的流入，并如春雨润物般地在不知不觉间进行糅合和加工，使之变得更为丰富而多姿多彩。

二是商贸。如果说古代的秦直道、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镇原传统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话；那么，商贸往来和集市贸易为镇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

在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商贸流通的发展程度，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商贸使不同地区的生产资料相互流通，扩大影响，收取效益。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都往往需要重新开始。因为商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对社会文化的全貌产生着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切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

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起点，也是使整个社会形态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激素。马克思指出：

最初的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

古代的商人同样是在交通条件极不完善的情况下，不避尘露，跋山涉水，周行天下，在从事各种商贸贩运活动的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带向了他方。张骞虽非商人，他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

早在春秋时期，镇原的集市贸易已形成了固定的地点和定期集日。但由于交通的阻障，商贸规模不大。公元前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秦始皇琅琊台刻石说：

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

这些话表达了秦始皇克服交通险阻，实现快速便捷的往来交通，追求文化统一的决心。但由于秦朝短促，这一目的其实到了汉武帝时代方才大体实现。

到了汉朝，汉武帝曾组织“通西南夷道”的工程，“凿山通道千余里”，“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28），又置河西四郡，开通了联系西域的道路，这从客观上方便和促进了商贸流通，也促进了各地域间文化的相互交流。自战国至汉初，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各种地域的文化逐渐表现出各自的时代特色。在汉武帝时代，齐鲁文化、楚文化和秦文化完成了合流的过程。这三大文化体系的融汇交流，形成了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

尽管这时实现了空前的文化统一，但各地的民风差异很大，文化传统当然更有区别。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依照文化传统，勾画了九种民俗地域，其中“关中、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而镇原就处在这个范围之间。这些地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除了交通上的制约因素外，商贸的阻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宋时代，南北贸易十分频繁，经济交流渠道畅通，民间的走私贸易也很兴盛，从商人、官吏到军人，无不染指其间。南方的茶、米、绢、丝、麻、书籍等物资曲折地运往北方。北方的盐、马、棉、药材、羊、豕等运往南方。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既满足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又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各地域文化交流的机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量猛增，南宋铸钱数量减少，铜钱严重外流，“钱荒”成为一大问题，因而纸币获得了广泛应用，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这时候，镇原已经有了“草市”（29），也开始使用纸币进行货币交换，市镇贸易出现了新的气象。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盐、酒以及日用百货等生活必需品。明代以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提高，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农业上由于农作物的多元化和经济作物产量的提高，无形中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如蔗糖、烟草、油料、木材等流入市场，连陕西的驴马牛羊、旃裘筋骨也西入陇蜀，到达镇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已经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白银的广泛流通，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也为传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契机。

“集者，市也。商人定日集于一地，既则散去，因名其地为集。”明清时期，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镇原的集市贸易及商贸市场有了显著扩大。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农村市场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荣，商贸往来更为发达，市场已颇具规模，出现了粮、畜专业市场，一些手工业作坊开始诞生。从外地运来的瓷器、陶器、绸缎、布匹、烟、酒、茶、粮等进入镇原市场，南方各地的商人、小手工业者，也相继来到了西北以及镇原各地，有些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了许多商店和作坊。他们有些人为了谋利，有的人为生活所迫。但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内地和镇原的联系更加频繁，并且还把南方的很多手工业技术带到了镇原。单就镇原县城来讲，居民稠密，商铺店肆林立，交易繁盛，到宋朝时，已逐渐发展成为商业中心。这时候的商业贸易，不但打破了唐代坊市制度的限制，而且也打破了城郭的限制，进一步发展到城郭以外的地区。从康乾年间起，镇原市场逐渐繁荣，当时社会安定，人民乐业，人口密集，虽在清同治七年遭兵燹战乱，但以后又逐渐发展起来。沿正街设有铺面、作坊，多为来往商贩，集市例行单日，日中为市。东门内北侧有猪、羊、牲口市场。武庙门前（今东街小学前院）有粮食市，县斗标准为二十四筒，以县官公堂上的签筒为标准，折合现在的43.5斤。从清末开始，逐渐有了从河南、陕西、山西来邑的商贾定居下来。城内及城郊居民饮水以西门外水荫泉、中街大涝沟官井、东门外蚂蚱沟泉水作为食用水源。其他各镇亦随俗之所宜，商定集日，买卖互动。尤其县城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俗定正月初九在玉皇山，八月十五在城隍庙，三月二十八在东岳庙，庙会俗称“香火会”。届时远近皆来，货物毕具，交易活跃。陕西、山西、河南、浙江、宁夏、新疆等地的客商纷至沓来，在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将他们的风俗、语言等风土人情带到了镇原，使不同地域的文化与镇原文化相糅合、相融通。这样，由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使镇原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正是商业的扩大和辐射，提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

经历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回变”后，镇原农村经济受到重创，集镇贸易也遭到了破坏。“镇原自同治兵燹后，城内一片焦土，所有东西街商肆，皆乱后复兴，建筑几经培植，垂六十年，元气稍复。”从回民事变到20世纪初，镇原的集镇有了一定的恢复。民国初年，全县有集镇5处，即县城、肖金、屯子、三岔、平泉等。这些集镇成为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到年，镇原有集市8处：县城内粮市在东大街，双日集；屯子镇双日集；肖金镇双日集，商务繁盛；平泉镇3、6、9日集；新城镇1、4、7日集；太平镇单日集；孟坝镇单日集；马渠镇单日集。（29C）据黄正林先生的统计，镇原在清中期有集市18处，民国初年5处，20世纪30年代8处，比清中期减少了10处，比民国初年增加了3处。据《庆阳通史》的记载，在乾隆时期，庆阳每平方公里有1个集市，而20世纪30年代扩大到平方公里有1个集市，说明民国初年到30年代庆阳包括镇原的市场一直是比较萧条的。

在集市贸易发展的同时，镇原庙会作为农村市场的另外一种形式，对商贸流通的发展亦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庙会起源于对神的祭祀，一般每个村庄都有庙宇，有的多达数个。庙会不仅是当地村民祭祀神灵、文化娱乐的场所，而且是进行贸易、互通有无之地。由于各个庙会的日期都是相互错开的，所以庙会的市场覆盖范围比集市要大得多。如平泉镇的四月八古庙会，盛况空前，闻名遐迩。传说古历四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每年天恩寺要举行为期四天的庙会，演戏诵经，祭祀神灵。届时四方来客，善男信女，川流不息，烧香拜佛，祈求佛祖消灾赦罪，万事顺遂。从而相沿成习，愈演愈盛。来自临近县区及河南、陕西、山西、宁夏、四川的客商云集此地，人山人海，茶炉、酒肆、饭馆、摊贩、小吃，沿山就势，搭棚设帐；店铺、商行、字号招牌遍布山坳。百货商品琳琅满目，农用山货比比皆是，苏杭锦缎、绫罗细软、竹藤编织、秦布纱棉、药材家畜、玉雕陶瓷、金银首饰、书画古玩、文房四宝等等，应有尽有。因此，庙会是民国时期镇原贸易市场的主要补充形式。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国有商业的扩大和繁荣，使镇原的商贸流通进一步发展，生产资料更加丰富，交流更加活跃。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商品极大丰富，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买方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加快，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各种外来文化冲击和影响着镇原人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取向。这样，无论在内容上，或是形式上，开放与商贸流通对镇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尽管人们对镇原文化发展走向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大体来说，镇原传统文化的形成趋势无疑是中西交汇、内外相融，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关系。各种文化风气的交流与相融，导致了镇原传统文化蜕变为中西交汇的文化架构。近代镇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商品文化的表征，开放与变革的观念，传播媒介的发达等等，都显示出了镇原新的文化架构的内涵和风貌。

应当说，每个地方性文化都有着它独有的特点。镇原文化也不例外，它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有中华文化的许多共性。但由于受到长期的历史积淀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平民文化、商品文化的属性，既有重商性、开放性，又有兼容性、多元性。了解上述几层关系，无疑会对概括镇原文化的特征起到相当重要的帮助作用。

——本文摘自杨佩彰专著《镇原文化概论》